马永安最近很火，只要是谈论当代书法，就不得不提起他。

　　十几年前我曾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当代书法会迎来马永安时代。是的，这一天真的来到了，来得好早！

　　永安先生是很纯粹的人，连同他的书法也是如此，凡是跟他交往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他这个人，不管什么时候，待人接物都很随和，很自然，没有架子。有人偶尔跟他开玩笑说，在某些场合要摆摆架子，他总是乐呵呵地说，“装不住，太累。”

　　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故作姿态是最劳心的，该怎样就怎样，这才是本真才是自然。做人与作书一样，随心所欲是最高境界。若一味地炫耀自己的才华，展示其书里的某家法式，或者谁家面目，那就下了，说明此人不明理，对艺术的认识还停留在一招一式阶段。事实上，高明的艺术是不讲一笔一画这些形而下的东西的，它只强调独立与自由。石涛之《画语录》就能体现这一点。

　　我对马永安的书法是了解一些的，根据我的琢磨，他是从金石，以及汉简，特别是楚简入手的。其书里的浑厚淳朴，变化万象，自然天真来源于此。研究思想与历史的人都明白，近现代书画的进步意义，就在于金石上，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章太炎，这些人皆是在汉与先秦的本源里左右逢源。严格来说，马永安的书法是符合时代之理的，它的发展脉络是与近现代感通的。今人多以其华滋氤氲为美，却不知其根本所在。

　　要了解马永安书法之根本，须先格近古今书法变化之经权。不过，若想在这一篇简短且具体的文字里，将如此宏达的问题解析清楚，是非常难的，这里还是以具体写远大的方式，来说马永安与中国书法史的千丝万缕。

　　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永安与金石、简牍之间的关系。

　　马永安在金石上是下了工夫的，其书浑厚与端庄的气质，就是从此格理的。不了解他的书法的人还以为，他也是跟别人一样，走的是轻巧一路，其实，马永安在甲骨、石鼓、钟鼎、简牍、以及礼器、曹全上是取法甚多的。他没有被前人之法所牢笼，而是将金石之质朴，简牍之随意尽性，汉碑之端庄静穆一以贯之，化为己法。能将诸法众理格尽，且上达贯通是了不起的。这不但需要一丝不苟的勤奋，还需要良好的天才。工夫与天性是一个文人，或者说人的两个方面。除了圣人有不学而知的本领外，任何人都需要后天之日日新再日新。马永安在做工夫处是循序渐进，毫不怠惰的。在五十岁之前，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文字学的考据与训诂上。在这段工夫中，我们能窥视到近现代文人所擅长的经世致用情怀，特别是训诂与考据传统，在马永安处是比较明显的。从而，也能体现出永安先生的所具有的思考与忧患，与近现代人是一脉相承的，不是割裂的。

　　专注于治学的人是孤独的，特别是具有思辨与觉解意识的人。画界黄宾虹、潘天寿，思想界章太炎、熊十力，书法界弘一大法师等，这些人都是在思考中完善自己，启迪别人的。他们在治学的路上，不染尘世，意义深远。

　　脱俗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凡是做到这点的人，都是至高的，这其中就有人格与艺术品格的脱化。我很欣赏永安先生在世俗之主流中能知难而上，特立独行，在今天如此物质化与世俗化的氛围里，他能上溯本源，志在求新，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种精神，无论是在论理上，还是践行中，都是可贵的，美好的。

　　马永安的书法分两种风格，早期以金石为内涵，方正质朴，如今相容简牍法，清秀灵动。他在借鉴金石方面，主要汲取了钟鼎与石鼓的质实厚重，在布置还是笔墨上，都能看得出这点来。其借鉴简牍时，特别是秦简与楚简中得那种以淳朴为体的随心所欲与处处求变的本质，得以体现。

　　近现代以来，能将金石之理在书法上格透的要数黄宾虹、章太炎为代表了。他们二者在笔墨上的质朴与脱俗，完全是内涵上的逍遥自在。到目前为止，书画界很多人还意识不到这一点，甚至在书法界，有些人还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名号，特别是章炳麟先生。章先生在书法上是个大家，跟黄宾虹一样，是通古今之变的人。确切来说，此二人是大学问家，他们在书里的超拔，完全是其个人境界的高深博大。因此，读书与明理，是书画家不可逾越的工夫。说到此，我们应该肯定马永安先生的求知精神。可以说，在五十岁之前，他一直勤于古文字学考究与书法理论训诂的这片天地里。跟前人一样，在求知的同时，他对传统的很多东西提出了置疑与见解。就拿文字的布置与笔墨来说，其如今的左高右低的面目，清秀华滋的笔墨，是来源于秦简跟楚简的。特别是楚简，那种才华上的洋溢，是人性之光明处。我以前就说过，不在先秦处用工，是不入书法之门的。时下的很多人，他们之所以看不到马永安先生的书法，是因为他们劳心于晋唐以后的姿态里。这不是对前人的否定，而是我们今天的一些人不明理。为什么？有人会问这个问题。道理很简单，晋唐、宋明，以及清初，成法规矩上的完备，牢笼了很多涉入不深者的天才。中国思想之根本，是在常中走向权变，若依于某家面目，某家笔法，某家心法，势必与理相悖，不合正道。书法有它的时代性，这个时代性是脱俗的，自主自立的，不托于任何说教与成法。今人动辄以泥前人面目为能事，这不是高明，而是借尸还魂，迂腐堕落。怠惰与勤奋是在毫厘之间，一时不努力，一时会迷失。一个人若不会思考，就没有是非之心。说到底，时代之精神，也是人的分辨之工夫。马永安跟清末至今的有为之士一样，没有袭二王，没有泥某家面目，而是在根本上用工，做到了与晋唐、宋元明之人感通。

　　感通是了不起的，用新儒家的话说，就是以一贯之，用释家的道理来讲，这叫顿悟。做到了感通，自然就有了境界，其道理自然独具。在马永安的书里，有演进，有自强不息，也有万物一理的正大光明与处处变通的超然物外。

　　老子之无为，在庄子处是逍遥。用论理思维来说，逍遥要比无为更具文学性、艺术性与现实性。庄子在字里行间的实在与虚灵，处处呈现着文人的人伦境界与艺术境界。与老子相比，在这方面，特别是在艺术性与文学性上，庄子要完美很多。清初四僧，民国章太炎、黄宾虹，他们都是在无为中具有逍遥之境界。无为与逍遥不是割裂的，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没有无为，就达不到逍遥。马永安的书法，在笔法与墨法，以及布置上，具老庄之内涵，独具心法，神游物外，用我法写我意。

　　南北朝画家宗炳有卧游山水一说，卧游就是神游，超然物外的意思。作书也是此理，书家一定要超脱笔墨布置，以及典籍成法。能做到这里，就是大成者，希望马永安先生早日实现。我相信，凭他的天性与勤奋，会做到的。

　　前面说了，马永安早期的书法得益于其对金石的研究。有人会问，“这不是泥古吗？”朱熹有格物致知一说，不格物，难以知至。孔子之“十五止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如今，永安先生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正向耳顺迈进，他能有今天的境界，实属在格理上的自觉。一个人如果不明白这个，偏执于顿悟，一定会走向空虚悖谬。况且，在思想与艺术史论方面，秦汉以及先秦是最本原处，在此处用工的人，不存在泥谁，是正当之理。

　　金石工夫在马永安书里的具体处，就是笔法的方正大气与墨法的厚重浓黑。这其中，静自然起了本质作用。静的哲理，在书画里是淳朴，在人处是内涵。无此，书与画会陷入邪狂与轻淡浮滑。此是当代人的弊病，是今人学习前人姿态所造成的恶习。倘若书家不从最根本处用工，一开始从末端之帖学上伐功，会事倍功半，迷失自我。

　　我不是否定帖学，前人在遗迹中所具有的高明博厚内涵往往隐藏于内，而不是笔墨、布置之表。黄庭坚之书，其大无外小无内的远大精微之质，天性不高的人是看不出的。因此，读书与格理都要乎上，而不是向下。工夫越是向下，耳目口鼻舌以及心原之工会滞塞。当代一些文人或者书画家大多不懂得鉴赏，因为他们在做工夫处立其小，而不是大处。一个人若没有在大处用工，只钻营眼前，无论是其年岁多大，都不能入艺术的门道。我见过马永安的《书法考究》笔记手稿，严格来说，这不是著作，只是一部治学笔记，但它的内容，包含了书法从先秦到清末民初的演变过程。在拜读期间，我注意到了，他对汉以前的书法有很深的研究，对形神的认识是透彻的。为什么这么说？马永安在习秦汉、先秦之法时，取其敦朴实在，去其板滞雕凿。他没有专注形似，而是追求气质，我们所向往的本原境界，在他的书里是体现的。

　　马永安书法之高深远大，金石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要说的是，其书法即便阳刚俊秀，但浑厚阴柔依然是本体。

　　马氏对简牍之自由是崇尚的。应该说，其书法的成熟就源于此。马永安不仅借鉴了秦简之稳重，最重要的是他还借鉴了楚简之随性自由，其笔法与墨法的洒脱淋漓，与众不同，不同于习唐宋等书家。习唐宋者，大多不知有魏晋简牍存在。说到此，二王之行草，不是空穴来风，实有借古开今之理。马永安很少写草书，其草书之笔法有魏晋简牍之意思，万幻莫测，气息连贯。

　　马永安在书之根本上与颜真卿有相似之处。颜鲁公以汉隶兼篆籀为根基而开自家面目，今人师其者，多在形上用工，却不知其包容与厚重之气质，比晋唐更古。我总是对习书者说，学书不要从颜真卿处入手，那些在此处用工的人，大多是书法的外行，偏执的时间越长，与书法的本质越远。柳公权、刘墉、何绍基很开明，柳之刚强，多来自秦篆，刘之氤氲、何之柔和，都是以汉隶为本的。因此，探究本源是书法家的必备工夫。

　　拿前人之事来说理是最好的证据。如今，马永安桃李满天下，弟子远超三千，收藏家甚众，希望研究永安先生的人，能够明白其书贵在秦汉与先秦处，而不在二王、赵董。

　　马永安与二王、赵董并不是没有关系。历史之常变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二王身在晋唐玄学的氛围里，其书与晋唐之绘画一体，多重视笔法，墨法上有不够完善之处，其功还不能达到北宋的随心所欲与浑厚华滋。晋唐有他的进步之处，由于玄学对名分的重视，论理多在大处，而不计较具体。因此，书画至晋唐，书家与画家能够在技法上超脱直抒胸臆。可以说，晋唐之书是具有文人性的。其人文情怀虽不及宋代、明代成熟，但也具有开山之功。故二王是开宗的，其独辟蹊径之精神，是时代之需要，人格之需要，艺术之需要。

　　元代在思想上是没有大的成就的，因此，其书不及宋人浑厚，也不及明人自由。不过，赵孟俯在笔墨里，也是以书入画，书画结合的开拓者。没有赵孟俯，就没有元代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四家之高度，更没有明代之董其昌，以及石涛、八大、清初四僧等，因为历史之发展是贯通的，具有因果的。

　　元代写竹的高手以柯久思、管道升、吴镇为代表。他们之竹，让观者能听到风声，感到凉意。马永安书之笔法，也借元人之写竹法，灵动轻快，势如燕子，故有燕体之称。也有人称马永安之书为竹叶体的。总之，是燕体也好，竹叶体也罢，明快自然与清心寡欲是其内在。

　　明代是一个思想大发展的时期，王阳明之心学将程朱之新儒家思想发展到了最高峰。心学的进步之处，与宋代不同的是，本质上还是在做工夫处。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知即行，行即知，知行是一个整体，没有先后，而程朱则以一与万这样的整体与散殊为例，强调知与行的先后性。总体来说，王阳明心学是进步的，其无善无恶，良知为最大的本质，有道释之自由与纯粹。正是有了王阳明，明代是一个书画大发展的时期，如文沈唐仇、董其昌，夏昶以及明末清初之四僧、徐渭、龚贤等，他们在心学的光辉或者余绪里，将思想之时代性用笔墨尽心尽性地体现了出来。通览艺术史，在明之前，没有一个时期，能在笔墨之境界中与明代相比。董其昌在书法还是绘画中，笔法与墨法上的轻松自然，尤其是其水墨中的光怪陆离，是前人所不曾有的。一些学者认为，马永安在笔墨中也有董玄宰法，我想，在墨法上应该有想就之处吧。董之氤氲华丽，是前人所不具备的。

　　夏昶竹之怒气，实为生气，文气。燕体或者竹叶体，文气、生气是关键。作书与作画一理，没有论理存在，就没有深度。马永安在书法中是讲生气的，其生气由笔出，即便是墨团团里，都有自己的高明与清晰。他善水法，可以说，清代至近现代人对施水之法的理解，到他处应用到了极致。我们必须认可，马永安在书法中对水的应用，是其对绘画论理的琢磨。一个对绘画不了解得人，对书也是不了解的。近现代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李苦禅等，他们绘画里的光明，具体处是由笔决出的，由水的作用生成。水的本性至清之理，决定了书与画的光明脱俗。

　　不管人们对马永安书法如何称呼，竹叶体或者燕体，皆是一种脱俗境界。脱俗不光体现在笔墨之间，最根本的是内藏于书里，上达至心元。

　　国学大师柯文辉老人说，马永安先生是个耐得住寂寞，享受孤独的人。是的，马永安的确在治学的路上曲高和寡，在现实中是孤独的，但他在心里是愉悦的。学问到愉悦处就是至大处，至高处。我曾经问过永安先生，假如你的书法不被人认可，你会失落吗？他回答不。他说，“做学问写书法是没有功利的，我也没有想过别人怎么看，纯粹是自己愉悦自己，与任何人没有关系！”这个回答令我很满意，学问就是为己学，何苦要投其所好呢？凡是为他学的人，大多是伪君子，与学问本身没有关系。有人现在提出了“雅俗共赏”这个观点，雅俗本身是对立的，没有任何联系，那些把此二者放在一起谈论的人，其内心深处，做不到一心一意，而是想着投机某些群体，这样的人是做不好学问的，没有独立之思想，有失文人之本分。我很钦佩马永安先生，他敢于在前人的基础上变法，敢于写自己的面目，这是了不起的。近现代至今，那些敢于求变的，拥有自己面目的书画家，皆成就了自我，成就了历史。

　　成就自己是在无形中形成的，没有强加因素。如果一个人一味地去想着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那就是恶俗了，缺乏纯粹性。马永安在五十岁之前，从没想过自己是书法家，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其本身的纯粹性所决定的。老子之不争而胜,不呼而应,不召而来的无为思想，正是大知大受者的思想。与那些斤斤计较的人相比较，马永安之境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马永安是个勤奋的人，只有勤奋才能酬勤。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不光在闻见，还在体会处。闻见是表，体会才是真。现在人缺乏的就是体会，他们大多的知识多来自于闻见。闻见之道是靠不住的，一般都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全是伪，与根本相差甚远。作书作画的人明白，只要是被人拥簇的东西，肯定是世俗化的。元代之吴镇，明代遗民之徐渭，近现代之黄宾虹，这些人在当时，都被冷落，他们的艺术与学问在外行人的眼里都是旁门左道，不是主流。可现实是，这些人在最后都被历史肯定了，且名留青史。

　　得道者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在践行中炼成了一颗是非之心，对任何物事都有自己的主见。如儒家在做工夫时有定静安虑得之过程，有过这个过程的人，不管外界发生什么，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内心真实。马永安先生的书法，在现实中可能也会遭受到非议，对他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说明他的艺术与世俗是绝缘的，我们该为他高兴。

　　前面我们说到勤奋，勤奋最主要工夫就是要能静的住。静是一种诚意正心工夫，只要是做到了这样，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耳顺，不管你说什么，我就做我的，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可很多人连静之前的工夫定都做不到，怎么能做学问呢？马永安做了五十年学问，我们不妨看看身边的人，有谁能不计名利，不为生计，做到这样呢？

　　十年前我只有二十来岁，在《突出重围的大家》一文里预言，马永安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时代，这不是假话、套话，在现在看来，已经实现了。一个人拥有一个时代不难，最难的是保持内心的光明性。人性就是一面镜子，须臾不擦拭，它就会被物欲所蔽。有多少人在成功后又回到了起点？也有多少人的艺术处在一天比一天差的境地里？这样的人很多。艺术不是物质，是看守不住的，只有多思考，多琢磨，才能永不失去。

　　现在，书法界掀起了马永安热现象，每年拜师学艺的弟子都上千，这是一个好现象，中国书法需要有这样号召力的人来推广普及。但同时，我也为马永安担心，艺术活动代替不了艺术创作，希望他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

　　马永安书院已经遍地开花，全国有几十处之多，联系这次的嘉德2014春季拍卖会上，黄宾虹的一幅书法和一幅绘画各拍出了一千七百多万和六千多万的天价记录，这给我们的信息时，当代人对书法的审美已经接近绘画，过去的那个好字不如烂画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还有，藏家的文化修养已经发生了变化，对纯文人性的作品开始追捧，这会是对马永安这样专注艺术的人的一种鼓舞。

　　很有幸这次再执笔为马永安写一些文字。最近大家都在谈论马永安与其第六体书法的问题。书法出现第六体，客观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考究且严肃的课题，谁也不敢轻易下结论，但马永安之敢于突破之精神，是习书者之至高精神。书画至晋唐，能自立一家者，皆是在突破蹊径与牢笼中实现自我的。王羲之、颜真卿、米芾、苏东坡、黄庭坚、邓石如等之书，王维、张璪、毕宏、董巨、李成、范宽、刘李马夏、以及四僧、徐渭、近现代傅抱石等，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的。今天，不管艺术界怎么称呼马永安的书法，是什么体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在其书里看到其文人情怀，这种情怀，从论理的角度，还是从考究方面，我也在之前分析过了，它都符合艺术史论的发展规律，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吹捧，也不能过分地贬低，吹捧是最严重的诅咒，会扼杀一个人的天性，贬低是道的反面，缺乏成人之美的大度与包容。我希望学术界、艺术界应该给予马永安鼓励，也希望藏界在追捧马永安时，不要把他的作品等同于商品进行硬流通，这是非常可怕的。很多书画家都是在作品泛滥于市场的情况下失去了自我，扼杀了自己。书画家一旦被市场过度追求，在面对供不应求的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他就是一个印钞机，与艺术已经没有关系了。这也是我在最后，作为友人对马永安先生的一个警示吧！